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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80周年纪念文章
作者:县委党史办 来源:历史资料 发布时间:2018-09-29 10:32:18 点击数:

编者按:值此百色起义80周年纪念之际,为展现八十多年前田阳这块红土地那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弘扬革命传统,我办拾集几篇作者亲身经历并写成回忆的文章呈现给大家,让我们从中感受老一辈革命为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勇于献身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学习他们那种对共产主义坚定信念,对党的事业赤胆忠诚的高尚情操。从而激励大家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新田阳而努力奋斗。

田阳县党史办

 

难忘的记忆  

——兼述我参加红七军的经过  

冼恒汉  

 

(作者简介:冼恒汉,壮族,19119月出生于广西田阳县百育镇四那村塘凭屯。192912月参加百色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师、旅政治委员,纵队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兰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先后参加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军队政治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11119日,冼恒汉病逝于兰州,享年80岁)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在各自的记忆里,有的经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有一件事,隐藏在我记忆里很深很深,至今清晰如昨。  

1958年秋天,兰州秋高气爽,瓜果飘香。当时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来兰州视察工作。一天晚饭后,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通知我和他一起陪同邓小平看电影。我乘车按时赶到省委招待所。在首长休息厅里,我向小平敬礼、握手。张仲良介绍说:“这是冼恒汉同志,是兰州军区的政委。”邓小平态度和蔼地问我:“你原来是哪个部队的?”我刚准备回答,张仲良快嘴插言:“他参加过百色起义,是在您当领导的红七军当过战士!”“啊!想不到这里还有我的一个兵!”邓小平问我百色起义后在哪个部队干些什么工作,我便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详细的回答,最后我说:“当年跟随您及张云逸出来的右江壮族人不多了。”“是呀,我们是幸存者!”小平说。  

看完电影,小平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嘱咐我好好工作,把部队的事情管好。我请他去军区检查工作,他说:“不行了,明天就走。”  

这次,我和邓总书记相见的时间很短,也埋怨过张仲良向我“保密”太严,我还有好多话没有同小平说哩!  

当年,小平问我是“怎样参加红七军的?”拂去战争的烟云,往事浮现在我眼前。我是1929年从广西奉议县乡村师范学校参军的。

我祖籍是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他们后来搬迁到广西右江奉议县(今田阳)四那村塘凭屯。一个广东人为什么到这穷地方落户,我的前辈谁也不清楚。我们村,背依万杆青松,门迎一片翠绿,一条溪水从我们村前经过流入右江,初春,红、黄、紫、白花儿竞相怒放。这么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却因土匪抢劫,地主恶霸黑心盘剥,结果弄得山民食不裹腹,怨声载道。

我的父亲冼进才,母亲黄氏,生我兄弟3人。哥哥比我大3岁,弟弟比我小3岁。我6岁时,29岁的父亲病逝了,家里重担就压在年已花甲的奶奶和20多岁的寡母身上。她们苦苦挣扎在2亩多地上,辛苦劳动,养育着我们。那年月,穷人吃糠咽菜,富人花天酒地,我家的生活甭提有多少困难了。我们兄弟小,不会耕田,奶奶年纪大,不能务农,家里农活只靠年轻的寡母一人操劳了。实在累不过来,我的姑父和姑母就来帮忙。  

春去秋来,当我哥哥慢慢地能参加农活的时候,奶奶说:“娃娃念书有出息。”就领着我到附近的录端村私人办的小学去上学。我双脚刚跨过学校门槛,奶奶就逼着我给“孔圣人”磕三个头,再给老师鞠躬,这样我就从“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开始念书了。学生大都是走读,回家吃饭、睡觉。但每天必须按时到校,谁迟到了老师就要用板子打手和罚站。我上了3年初小,奶奶又让我报考县立第一高小,又读了3年。我那时上学,学费没有现在要得多,睡觉的床板和被褥及吃饭的粮食,都是我由家里背去的。  

高小毕业后,我瞒着着奶奶、母亲,又去田州报考师范学校,发榜那天,我相约几个同学去看,我竞以第7名被学校录取了。继续升学是违背奶奶的意愿的,我们家缺乏劳动力,她本想叫我上完高小就参加劳动的。当我高高兴兴地回家把考学的事告诉亲人时,奶奶不吭气,妈妈不开口。哥哥怕两位老人出面阻拦,就说:“让二弟上学去,田里的农活有我哩!”后来奶奶并不坚决反对,这样,我才跨进师范学校的门槛。  

1928年,我们家乡久旱不雨,农业歉收。广大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可恶的地主、官吏,不顾人民死活,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庄稼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整日汗流浃背辛苦种来的粮食三分之二竟让地主官府捐税夺走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我地下党的组织和领导下,抗租抗税的斗争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国民党奉议县长曾伯龙非常反动,对付农民抗捐抗税心毒手辣,穷人都恨透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放假,我和家乡的同学们参加了抗捐抗税斗争。白天我们到山头放哨,观察官府是否有部队来抓人,晚上老人、妇女、小孩就牵着牲口二三十里外野宿或亲戚家投宿,中、青年则组织起来放哨,怕被反动官吏抓去坐牢,怕土匪抢劫。  

192781日 ,周恩来、朱德、贺龙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这消息象长上了翅膀一样,飞到我们家乡,学校、农村都暗地传开了。贫苦农民要想翻身过上好日子,就得拿起刀枪,和地主官吏拚。当时农民运动领导人黄治峰、潘宪甫、黄晋材等走乡串村,日伏夜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这时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警备第四大队,已于1929年陆续开到恩隆、奉议、百色。  

邓小平、张云逸的警备第四大队在右江一带声望很高,给广大农民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奉议、平马地下党领导的“农协”已派人到平马领枪。革命的形势似一座火山,眼看就要爆发了,一些地主老财的子弟见情况不妙已悄悄离开学校。  

10月下旬,警备第四大队,同时在百色、平马、田州把反动的第三大队消灭了,田州战斗就在新街我们学校附近打响的。战斗结束后,有五六个带枪的宣传员到我们学校讲演说:“我们的军队是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当时还未打出红旗),专门与军阀、列强、贪官污吏作对,为穷人打天下。”还讲了马克思、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事情,并号召青年学生参军。那时,他们讲的马克思、列宁和俄国革命我听不懂,但打倒军阀、贪官污吏这我是懂的。我和同学们鼓掌、喊口号,高兴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宣传员离开学校,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当晚在右江岸边高谈阔论起来。有位同学说,警备第四大队帮助穷人,打土豪劣绅,是好军队,咱们当兵去;另一位同学讲,反正念不成书了,在家不是饿死,就被官府抓去坐牢,干脆当兵去。我说,好,大家意见一致,走!找他们报名去。  

年轻人办事天不怕,地不怕,干脆利索。第二天,我们找到那几位讲演的宣传员,要求参军,他们听说我们要参军,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说:“欢迎你们!”并让我们回家跟家里人讲一讲。  

我回到家里把事情向奶奶讲了,她先是楞神,后是抹眼泪,死活不让我去当兵。当然这是意料中的事。父亲去世早,奶奶让我上学,刚长大能帮助她干活了,却要离她远走高飞,她怎能不伤心呢?但我不甘心,死缠硬磨,直到她点头同意才罢休。我象个小马驹,又是蹦,又是跳。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第二天就踏上革命路程,边走边唱大革命时期流行的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到田州我们一头冲进了宣传队说:“我们来参加你们的队伍,我们家里人同意了!”他们也非常高兴,当即带我们去田州新街的部队政治部宣传队报到。还给我们发了一套军服和帽子哩!  

参军后,我们就跟宣传队的同志到大街小巷及农村去做宣传,贴标语,给讲汉语的同志当“翻译”。因当地老百姓是壮族人,听不懂普通话,我们是学生,多少懂一些,但是说白话和普通话开始不流利,有些做长途生意的商人说得比我们好,人家还笑我们说的偏了。时间长了,壮话、白话、普通话我可以讲了,工作起来方便多了。  

19291211日 ,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布成立,(共产党也公开了)打出了镰刀斧头的红旗。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我们部队改成红七军1纵队,我是政治宣传员。从此,我在张云逸、邓小平,以后在任弼时、贺龙、彭德怀、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首长的直接培养教育下,长大成人,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成为一位领导干部。并跟随他们南征北战,爬雪山、过草地,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负过伤,流过血。  

1947年,彭德怀率部保卫和收复延安,后又率部解放西安、兰州、西宁、银川、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大西北的战斗。  

1949年,我调任第七军政委,天水高级步校政委,19528月,任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55年,西北军区改为兰州军区,我被任命为兰州军区政委、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并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一级“独立自由”、一级“解放”勋章,曾是七大、八大代表,九大、十大中央委员和军事委员,三届、四届人大代表,兼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我是壮族人民的儿子,我永远忘不了那山清水秀的广西山乡,忘不了日夜思念的故乡变化,忘不了与我一起参军的几位同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已长眠在异乡的壮族同胞。忘不了我参军50多年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培养教育。我爱广西,爱山乡。然而,我更爱红军长征我曾走过的、随后一直战斗、工作、学习和生活了38年的大西北。西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曾为这里的人民翻身解放,流过汗,尽过力。我现年七十有五,已有点“风烛残年”味道,我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笃信教条,迷信凡是,执行了左的错误路线,摔了跟斗,跌过跤,我深感内疚。  

我的生命在过有期,遥视广西人民在新的征途上,昂首阔步,创造崭新未来的美好生活,也愿甘肃人民忘掉那段不堪回首的动乱年月,更加珍惜今天的安定团结,为彻底改变甘肃面貌用勤劳的双手去开拓,去拼搏吧!  

 

风 暴 少 年  

欧致富  

 

  (作者简介:欧致富,壮族,191311月出生于广西田阳县那坡镇那驮村。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192912月参加百色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长、旅长、师长,广西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先后参加湘赣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参与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率领全团挫败敌板桓师团并毙伤敌1850人,得到军首长彭德怀的嘉奖并授旗。1949年率师部扫荡石景山,夺取卢沟桥、和平解放北京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2月在广州逝世。)  

在右江河畔,有一座美丽的城镇。镇上,有参天的芒果、浓郁的芭蕉林。清清的右江水,从镇旁流过,三月红棉花开时,把镇子映得一片通红,远远望去,呈现一派绮丽的江南景色。这座美丽的城镇就是恩阳和奉议的重镇——那坡镇。我的家,就在离镇不远的那驮村。  

那坡镇的景色虽美,但在旧社会,这里却是富豪人家的天堂,穷苦人民的地狱。反动县官和军阀互相勾结,用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向农民巧取豪夺,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大地主、大资本家黄恒栈在镇上开了几个工厂,几年功夫,附近农民的几千亩田地全部落入他的爪牙岑世荣手中。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被迫给黄恒栈当长工。我的父亲,就是在黄恒栈家当长工受尽折磨,积劳成疾死去的。父亲死后,我母亲也被迫到黄恒栈家打零工,我刚满12岁,就成了黄恒栈家的小泥水工。我和妈妈每天拼死拼活才换几个钱来养活两个小妹妹。  

一天,我收工回家,一进门,就见妈妈独自一人紧紧抱住箩筐直哭。看到这样子,我以为她没找到零活干,没有米下锅而伤心,便拿出我一天工钱换来的一斤多米,安慰她说:“妈,这里有米,快去煮吧!”妈边拭眼泪边抚摸着我,说:“孩子呀,今天换回来的粮食,再有一袋还不够呢!”我不明白妈的话意,刚想要问,隔壁王叔叔家传来了一阵阵嚎啕的哭声,使人听了心都要发碎。妈妈站起来说:“快去看看吧,岑保董要逼出人命了!”我拔腿就往王叔叔家里跑去。一进门,迎头就向我泼来一筐嫩玉米,只见王婶婶披头散发地站在门正中,一手抓着一只空筐,一手护着她5岁的小女孩,嘶着嗓子指天骂地:“我一口奶一把泪把她养这样大,才值30斤浮谷,老天爷,你开开恩,这是什么世道呀!”在王婶婶身旁站着的岑保董和他的两个打手叉着腰,挽着袖,气势汹汹地逼道:你到底卖不卖,不卖就得给我粮食!王叔叔病在床上,气得胸脯一起一伏地直喘粗气,很久才说出话来:“用不着逼死人,我一不卖儿女,二不交粮食,要老命有一条,坐牢去!”“屁!病成这样子,还想坐牢,白吃岑爷爷的粮,想得美!”一个打手说。我怕王叔叔病上加气会出事,赶快跑到床前安慰他说:“我们借去,犯不着卖人!”没想到这话激怒了这两个打手,他们怒冲冲地向我说“好大的胆子,自己家的债还不起,还替人家出什么主意?”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两个家伙一定到我家催过债,难怪妈妈说有一口袋粮食还不够。我有点胆怯了。  

“我借给,有什么了不起!”正在这时,门外跨进来一个中等身材四十开外的男子汉,把一口袋粮食,重重放在地上,然后叉腰,怒视着打手。“陆仁昌叔叔!”我兴奋地叫了起来。陆叔叔是个敢说敢干的厚道人,见了他,我胆子也大了,急忙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他。  

“我都知道了”,他似乎不理我,走到王叔叔跟前,拍着他的肩膀,说:“这怎么行,这次卖她,下次卖谁?”问得王叔叔直哽咽,半天才沉痛地说:“陆哥,你的心我知道,粮食还是借给欧婶交吧,她家债务重,要不然她两个小女孩都会被抓走的”。  

陆叔叔转过身对两个打手说:“粮食在这里,孩子给我”。打手哪里依,他们从王大婶手里夺过小妹妹,横抓着走出门去。打手越走越远,小妹妹的身影也渐渐消失,但是,她那嘶哑的哭声,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我咬紧牙,对陆叔叔说:“一定要把小妹妹救回来,一定要给死去的父亲报仇!”  

“这仇,一定要报。但是,就咱们两个人不行,得把穷苦人团结起来,一起报。”陆叔叔坚定地说。  

192910月,从南宁方向来了一支军队,叫警备第四大队。分别驻扎在恩隆(今田东县)、奉议(今田阳县)、恩阳、百色一带。我们那坡镇也来了一个连,连长叫刘敏。这支军队,身穿灰色军装,头戴嵌着“青天白日”帽微的军帽,说话和和气气,待人和蔼可亲。他们住下来后,白天出操训练,晚上到附近的村庄去搞宣传。这支军队一来,那坡镇附近的村村寨寨,就象一锅煮开的水沸腾起来,一些秘密的革命活动也转向公开了。  

一天,陆叔叔匆匆忙忙来找我,一见面就说:“给你一个任务:今晚黄治峰同志和欧阳大姐到咱们村宣传,我带刘连长到别村……”  

“哪一个欧阳大姐?”我忙问他。  

“刚从百育赶到,等一会你们就见面了”。他说完就匆匆地走了。  

不一会,陆叔叔带着一男一女,男的一看就知道是黄治峰,那女的大概就是欧阳大姐。她,穿着一身用兰靛染的粗布衣,脚穿一双新草鞋,剪个小短发,两眼一闪一闪,虽是一身农民妇女打扮,却显得十分精干利落。陆叔叔作了介绍,就嘱咐我,进村后就找农国威,由他组织开会。于是,我们便分手上路。  

一路上,黄治峰和欧阳大姐问这问那,问村里谁家最穷谁家最富,谁家有枪多地多,哪个妇女最苦,有几个童养媳等等,我都如实回答。我们边谈边走,不一会就到那驮村边。村里的人,见我带着两个陌生人回村,都好奇地看着。我刚要往农国威家里走,他却肩扛着一支双筒枪迎了出来。我俩很熟,一见面无话不说。但今天有任务,就不敢多停留。我把开会的内容和陆叔叔交代的事告诉他后,他就背着枪召集人去了。  

我真佩服农国威的组织能力,不一会,他就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召来了。保董岑世荣的弟弟“六爷”也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混进人群。我低声对治峰说:“‘六爷’的独生子在熊镐部队当连长,是保董的弟弟,能听会吗?”治峰说:“正好,会上作个活‘标本’!”  

开始开会了。农国威宣布开会,黄治峰讲演。他说,村里准备成立苏维埃政府、农会、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通过这些团体把穷人团结起来,斗倒土豪劣绅。一说“土豪劣伸”大家听不懂,都交头接耳议论着。治峰又进一步解释说:“土豪劣绅就是村里最恶的土官土皇,横行霸道,把穷人当牛当马的那种人,不打倒他们,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经他这一讲,会场马上活跃起来。坐在“六爷”后面的梁大伯站起来,摸着下巴,风趣地说:“噢,我以为土豪劣绅要打灯笼火把才能找到哩,原来我身边就有一个。论官倒不是,可他仗着儿子的势力在村里称王称霸,无恶不作!”说得大家哄笑起来。那“六爷”回过头,见梁大伯拿烟斗直在他头上虚点,又见大家目光都直视着他,马上胀红了脸,蓦地站起来,横蛮地骂:“他妈的,我什么时候挖过你的祖坟,什么时候拉过你家的牛,凭哪一条说我是土官土皇?”梁大伯一点不火,抓住他的话舌,慢条斯理地说:“现在有我们的人持枪站着,他还敢耍蛮,在过去,他不当个土官土皇,他能服吗?”那“六爷”这时才发觉这里不是他发威风的地方,赶忙退出会场,还边走边扭过头来争辩:“说我是土官土皇,我就不服!”  

“那你就请你那位保董大哥来开堂吧!”农国威持上枪,跟上几步,送了那么一句。那位“六爷”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原来,他是奉他哥哥岑保董之命,想混进会场探听虚实,没想到落得这个下场而灰溜溜地走了。  

自从黄治峰和欧阳大姐来到我们那驮村宣传以后,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受苦受难,同土豪劣绅结下血海深仇的人站起来了;过去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也站出来了;过去在土豪劣绅面前点头哈腰,阿谀奉承的人,如今也翻过脸来,逢人说:“我说哩,世道要变,有黄同志这样的人,革命准能成功!”  

“民国十七八,衙门梁要塌!”  

变化最大的数妇女们,她们见欧阳大姐剪了短发,也学着她的样子把头发剪得玲珑利索,过去在男人面前不敢张嘴,如今三五成群,唱着山歌从村东头到村西头。  

那驮村的男女老少思想上武装起来了,但手中只有几支枪,要组织赤卫队,就得迅速扩充装备。  

192911月中旬,刘连长和黄治峰带着一个班来那驮召开骨干分子会议。会上,刘连长明确提出:现在各地武装发展很快,要大家能买枪的就买枪,买不起就收缴地主豪绅的枪,把武装抓在穷人手里。农国威屈指一算,村里地主豪绅手中好好坏坏也有十多支枪,全拿到手可以够用了。于是,他们向刘连长和黄治峰建议,找有枪的人来开会,讲明我们的态度,不交就硬缴。刘连长走后,他们就召集有枪的人开会。这个办法果然凑效,到会的人,开始还想隐瞒,硬说没有,后来也公布了,他宣布名单,谁有什么枪,连号码也公布了,他们知道事情不妙,赶紧看风使舵,报名交枪,想讨个面子,落个两面光。  

收完了枪支,第二天晚上就在村头芒果树下的庙堂里开结盟大会。按我们壮乡的习惯,结盟会上要砍香、喝鸡血酒。  

这天晚上,芒果树下一片热闹。提着灯笼,举着火把的人流,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涌来。庙堂前,插起了十多支用桐油点燃的竹筒油灯,门正中放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十几个碗,几大束香。梁大伯、李朝纲、黄治峰等几个人,围着桌子谈笑风生,不时和刚到会的人打招呼。庙堂旁边支起一个高架,陆寿团、农国威他们正在杀猪开膛,忙得满头大汉。  

当晚是李朝纲主持会场。人们都望着他,望着八仙桌上摆的东西。梁大伯一手拿着一只鸡,另一手拿着杀鸡刀,正在等待着指令。  

“开会了。今晚,几个村的穷哥们在一起喝结盟酒,从今以后,大家一条心,合力斗土豪劣绅,有变心者,死如鸡,断如香!”李朝纲的话音刚落,梁大伯快刀见红,一滴滴鸡血滴进酒里。李朝纲端起酒先喝,接着点燃香,放在案边,又从梁大伯手里接过刀使劲一砍,香被砍成两段。接着依次进行喝酒砍香。轮到我了。李朝纲、梁大伯、黄治峰等,还有刚从那坡赶回来的陆叔叔都看着我,农国威、陆寿团、陆寿元他们也在看着我,所有在场的穷兄弟都看着我。我开始有点怕,手上的也在发颤抖。但一想起岑保董,想起黄恒栈,想起被他们害死的父亲和王婶家的小妹妹。想到砍这一刀是与他们一刀两断,势不两立。想到这一切,我握紧刀,使尽全身力气一砍,把香火砍成两截飞出桌外。这时,立即响起一片赞扬声:“真坚决!”“有出息!”  

跟在我后面的是黄国璋。这人随大流,干什么事没个主见。今天的结盟会,还是别人动员几次才来。到了会场又犹豫起来,又不好意思不砍香,见到大家的目光注视着他,心发慌,手发软,一尺长的香火,第一刀没砍中,又砍第二刀。这时,人群中马上议论纷纷,说他“没出息”,“靠不住!”果然,在红军撤离右江苏区时,他舍不得离开家乡,被反动派抓去杀害了。  

一天晚上,我从镇上收工回来,天色已经很晚,村里不少人家吃过晚饭,聚集在村头的大芒果树下,有的抽着烟,有的在编织竹器。小孩们在嘻戏追逐,喧闹不休。自从那次结盟会后,大芒果树下已成为人们休息,谈论国家大事,传播消息的地方。看到此种情景,分明今晚有事干了,但干啥,我心里没有底。  

果然不出所料。我刚吃过晚饭,正想去找陆叔叔,陆叔叔却来了。他一进来就关起门,低声告诉我:“岑保董回来了,今天晚上,我们设法把他干掉,注意保密,别打草惊蛇!联络信号是,敲门三下,集合地点在大芒果树下。”听到这消息,我又兴奋又焦急,恨不得马上行动,免得让这害人虫再跑掉了。当夜二更时分,陆叔叔来敲门了。我急忙扛起那支刚领到手不久的单响步枪赶到集合地点。一看,嘿!这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农国威、陆寿团、陆寿元、李朝纲他们都到了,还有一些拿猎枪的、拿大刀的青年,也有拿木棍、锄头、镰刀的妇女。我从人群中挤过去,只见陆叔叔他们在布置行动方案,由于我过分激动,他说些什么没听清楚。最后,只听见他说:“父老兄弟们,赤卫队员们,上岑保董家去!”说完,他、国威、朝纲分别带领我们这些人出发了。  

岑保董是恩阳出了名的土豪,他仗着财多势大,欺压穷人,无恶不作,是村里吃人的豺狼。大家听说“上岑保董家去”,个个情绪激昂,直逼“虎狼窝”,把岑保董家包围了。大人们用木头把门撞开,大家蜂拥而入,活捉了岑保董。一路上,你抡拳头,他用脚踢,打得岑保董死去活来,后来,才关进大芒果树下的大庙里。  

当晚,陆叔叔即召集村的骨干会议,研究处置问题。  

“我看把他的家产分掉,他本人不一定枪毙,游一游街,押到县里关就行了”。发言的是李朝纲。他还没讲完,马上遭到农国威的反对。“没那么便宜,算一算他害了多少人?我的意见,明天开大会,当众枪毙他!”农国威激动得站起来,愤愤地说。  

“要杀,也得有个先例呀!”李朝纲解释说。  

“他杀我们的人想杀就杀,有个什么先例?”农国威反驳他。  

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门嘭的一声撞开了,岑保董家的妖婆带着他的女儿,冲进门来,一进门就扑通跪下,还压着她女儿的肩膀,磕一个响头接一个响头,嘴里不干不净地喊着:“苏维埃老爷,放了他吧,财产田地随你们分,苏维埃老爷呀,行行好吧!”  

李朝纲象针刺了屁股,又站又坐,两手搓着,急得想不出法子来对付这妖婆。  

农国威操过枪,向妖婆跟前走去,大声吼着:“少啰嗦,再不听话,老子就先宰了你!”这下子,吓得妖婆收敛了哭声,眼泪汪汪地干抽搐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陆叔叔因如何处理岑保董的事急得发愁,那妖婆又纠缠得不耐烦,就严肃地说:“岑保董是放是杀,已报到县里,等县里批下来再说。放哨的留下,其他先回去休息”。大家刚要走出门,通讯员匆匆送来县里的文件,陆叔叔打开一看,上面批着:  

同意公审枪毙岑保董。公审会同那驮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同时举行。落款是县革命委员会。  

陆叔叔看完,对大家说:“不用争了,照县里的指示办!”  

公审会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会场还是设在庙堂门口,陆寿团、陆寿元可忙够了,他们刚扎完台,又去扛大木头,把庙堂四周装饰得花团锦簇。  

大会还没宣布开始,人们自动挤到台前,等待人民开天辟地第一回给官家老爷宣判,看看穷苦人民怎样掌握自己的江山。当陆叔叔、农国威、李朝纲出现在台上时,人们欢声雷动,锣鼓喧天。两个长号手的的哒哒地吹起来,陆寿团拿过一串几尺长的鞭炮高高擎起烧着。那些受过岑保董迫害的老人们,满脸挂着激动的泪珠,谁不想说多年盼望着要说的话啊!  

“我们看见岑家的世界倒台了!”  

如今,这话由共产党,由苏维埃,由赤卫队说出了。  

“父老兄弟们,我宣布:岑家的世界倒台了!”  

“把村公所的牌子砸烂,把我们的牌子挂起来!”农国威并不按会议的一般程序宣布开会,而是选择群众最关心的项目进行。陆寿团扛出村公所的旧牌,狠狠地在石头上一砸,牌子砸成几瓣。陆寿元高举崭新的牌子走出台前。这牌子牵动着穷苦人民的心,大家都伸着脖子嚷着:  

“亮给我们看看!”  

“念给我们听听!”  

农国威马上宣布:“那驮村苏维埃政府,那驮村赤卫队宣布正式成立。我们要把旧政权、旧势力打个粉碎!现在,我代表村苏维埃政府,宣判万恶的岑世荣死刑!”  

“好!”  

“杀!”台下一片呼声。  

陆炎享刚押着焦头烂额的岑保董上台,人们便一拥而上,抡起大拳头,没头没脑地往他身上捶。  

陆敏树叔叔忙过来拦住,高声喊着:“乡亲们,岑世荣不仅是我们那驮村的大仇人,而且是整个那坡镇的大仇人,送到那坡给大家公审再打死他好不好?”人们这时才纷纷抽回手。  

农国威宣布:“挂牌!升旗!”  

当、当、当!一面代表人民政权的牌子高高地钉在庙堂门口。  

一面殷红的大旗,徐徐地在那驮村上空升起。  

这激动人心的情景,掀动了人们心潮的浪花。我屈指一数,警备第四大队进驻那坡还不足两个月,整个那驮村,整个那坡镇,整个右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291211日 ,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成功了。百色起义的前一天,我们赤卫队从恩阳开赴百色,参加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大会。  

大会后,我们又回到那坡镇。原警备第四大队编为红七国第一纵队,我和赤卫队编入第一纵队第一营,党代表是黄一平。我在营部当通信员,并当选为士兵委员会委员。  

从此,我在人民军队里开始了新的战斗。  

 

挥戈北上  

姜茂生  

 

(作者简介:姜茂生,壮族。1911年出生于广西凤山县金牙乡上牙村。192912月参加百色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10月随红七军北上中央苏区。参加苏区反“围剿”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三纵八团参谋长、团长。率部参加著名的“黄桥保卫战”,打垮敌6个团的进攻,俘800多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1950年后任广西郁林军分区司令员,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后任广西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51225日在南宁逝世,终年74岁。)  

19305月,蒋、冯、阎之间的中原大战使客观形势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红军利用这一时机打了一些胜仗,但党内一些人却滋长了骄傲情绪。611,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把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李立三等人从这条错误路线出发,制定了立即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武汉、长沙、南昌、九江等大城市,幻想在短期内实现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  

8月,中共中央派出代表邓岗(即邓拔奇)来到右江,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案和给红七军的任务: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北上增援,保证全国红军夺取武汉,然后红七军夺取广州,以实现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  

红七军前委的领导成员在接到中央交给的任务后,形成三种争论意见。第一种意见以前委书记、政委邓斌(即邓小平)和军长张云逸为代表,认为红七军不足一万人,力量不强,根据地也未巩固,所以不赞成现在去攻打城市,而主张首先团结内部,壮大力量,巩固根据地。第二种意见以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为代表,根本反对中央交给的任务,主张巩固和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第三种意见以中央代表邓岗和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和参谋长龚鹤村为代表,认为右江地瘠民贫,发展前途不大,极力主张离开右江根据地,去打大城市,并扬言:“谁不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谁就是反对中央。”张云逸分析当时的事态,感到如果坚决反对执行任务的话,势必引起分裂,而且看见邓岗、陈豪人、龚鹤村等人有借这个问题不要邓斌当政委的企图。于是就与邓斌商量,为了顾全大局,暂时还是执行中央的指示,待到走不通再说。邓斌同意了张云逸的意见。  

在前委开会具体讨论中央交给的任务时,除雷经天提出不同意外,其他前委成员虽然思想上有分岐,但为了避免分裂,没有再进行争论。会议在邓岗的把持下,免去雷经天党内外职务,调随部队打游击去,由陈洪涛继任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并通过了执行中央北上的指示。就这样,红七军迫于中央的命令,最后不得不离开用鲜血建立起来的右江革命根据地,走上了艰苦卓绝的北上征程。  

 

厉兵秣马田州城  

 

秋收时节,右江两岸山花烂漫,遍地金黄。击溃滇军张冲部后,我们红七军第2纵队和军部经过平马(今田东),开回右江东岸的田州(今田阳)整训,做好北上准备。第1纵队和由右江赤卫军新组成的第4纵队,驻在右江两岸一带;第3纵队驻东兰、凤山等地。  

田州,是个拥有上千户人家的小城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平川百里,物产丰富,的确是操兵习文、屯集粮草的好地方……  

每天清晨,雄鸡高唱,引来军号声声——战斗、喧闹的一天开始了!  

熹微的晨色中,只见一队队步伐整齐的武装行列,昂首高歌,穿街过巷,唤起了沉睡一夜的田州城,迎来光辉灿烂的黎明。歌词唱道:  

谁是革命主力军,  

我们工农兵;  

工农和士兵,  

都是一家人;  

受苦受难受压迫,  

要求解放唯革命;  

革命,前进,  

向着敌人去拚命,  

共产主义实现了,  

革命才完成!  

红太阳从东边山峦升起来了,把田州镇抹得金亮亮一片。碧澄澄的右江水,在朝阳辉映下,似红脂轻染,更加妩媚动人。山欢、水笑、马嘶、人叫——田州镇沸腾起来了!  

镇内,处处锣鼓喧天,歌飘舞跃,男女红军组成的宣传队,在街头、在圩场、在城门、在路口,演戏、演讲、呼口号、贴标语。围观的人流一浪接一浪,个个喜笑颜开,拍手鼓掌。做买卖的、走江湖的、过路的熙熙攘攘,川流不息。  

这时,如果站在一处山头俯瞰,整个田州城简直象一头勇猛咆哮的雄狮,翻滚在右江河畔——这是一幅壮观的练兵场面,东面田野,马光闪耀,杀声震天;西边河滩,操兵列列,口令频传;南山丛林,龙争虎斗,演战正浓;北麓坡谷,硝烟滚滚,炮声隆隆。这是我们红军战士在利用各种地形地物,练刺杀、练投弹、练爆破,练进攻防御战术,练变换战斗队型……几千名骁勇骠悍的红军健儿,象从天而降的天兵天将,团团围住田州城,各显神威。  

当时,邓斌政委随东兰韦拔群的第3纵队,总指挥李明瑞随第1纵队在那坡,和我们在一起的军部首长是张云逸军长。张军长,中等偏低的个子,瘦而精悍,眼睛小小的,但非常有神,遇事总是爱眯缝着,略带点斜睨。满腮帮的短胡茬子,又浓又密,又粗又黑。张军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点官架也没有。他不仅对部属非常关心、爱护,而且相处得象亲兄弟一样亲密无间。只要有空,他常下到连队和战士们一起舞枪弄棍,摸爬滚打,深得战士们的爱戴。  

记得有一次,张军长来到我们六连检查情况,看到我们对刺动作准确、娴熟,一个个赛过小老虎,生气勃勃,非常满意。一高举,伸伸臂,弯弯腿,便亲自给我们做起示范表演。张军长是有名的保定军校生,行武出身,在红七军中早已大名鼎鼎,成了传奇式的人物。一听说张军长要作对刺表演,附近正在训练的兄弟连队一下子全涌了过来,围成一大圈,要饱饱眼福。张军长虽已三十好几,可锐气不减,步法灵巧,开始就旗开得胜,一连刺倒了好几个对手,引来啧啧的喝彩声。咱们班有个大个子岳,长得又高又大,身强力壮。他自恃个大力大,本领过硬,非要和张军长比个输赢不可。一上场,他就左一枪右一枪,“唰唰唰”地直朝张军长猛刺,也不知刺了多少枪。大个子兵出枪果真又猛又急,咄咄逼人,张军长一边沉着应付,一边连声称赞说:“刺得好,刺得好。”论力气,大个子兵占上风,论本领,张军长却略高一筹,总的是不相上下。同志们都暗暗替张军长捏着一把汗,担心他会败在大个子兵的手下。可是张军长不慌不忙,泰然自若。只见他步伐稳健,左一跳,右一拨,从容地偏开对方的枪刺,脸不红,气不喘,就象拨动算盘珠子般轻巧。而大个子兵早已累得汗雨淋漓,直冒粗气,渐渐,力气不济了,步法也乱了,程咬金的三板斧——虎头蛇尾,一枪不如一枪、焉塌了下来。这时,猛听见张军大喝一声:“看枪!”这回,该轮到他反击了。只见他手中这杆木枪仿佛“猛张飞”的丈八长矛,神出鬼没,“嗖嗖”生风,直刺得大个子兵步步后退,连招架的功夫也使不上了。最后,张军长虚晃一枪,一个箭步向前,来个顺手牵羊,想把大个子兵的枪夺过来,没想用力过猛,连枪带人把大个子兵拖倒在地。这下,可吓坏了张军长,急忙跑过去把他扶了起来,并心疼地问道:“摔痛了没有?”还连连夸奖大个子兵的刺杀本领不赖,刺得准,刺得狠。  

这场精采的表演,博得了所有在场的人热烈鼓掌,纷纷嚷着要求张军长再来一个。掌声过后,张军长却摆摆手对大家说:“来,现在轮到我来考考你们:刚才对刺中,一个个大力大,一个个小力小,大个为什么打不赢小个?”  

“张军长武艺高强!”大家异口同声。  

“大个子兵本事也不小啊。”  

这一问,把大家都问哑了。张军长笑了笑说:“来,都坐下,我给你们讲个弱国打败强国的故事。”大伙一坐定,立刻被张军长的故事吸引住了。他说:  

“中国古时候,有个大国出兵欺负一个小国,小国的国王就带领军队上前线去抵抗。开始,大国军队先擂起战鼓冲锋,小国国王马上要擂鼓迎战。可是国王手下的一个谋臣对他说:不要急,先等等。大国军队又第二次擂起战鼓冲锋,小国国王又急着下令军队出击,这个谋虑还是耐心劝说国王按兵不动。直到大国军队擂过三遍鼓之后,谋臣就对国王说:现在可以出兵了,结果,大国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这一仗小国打胜了。事后,国王问谋臣是什么缘故。谋臣回答说:打仗是要靠勇气的,敌人第一次擂鼓进攻时,士气最旺盛;第二次擂鼓时,士气就减退了;等到第三次擂鼓时,土气基本就没有了。而我军才擂第一次战鼓,士气正盛,所以就能一举战胜敌人了。”  

听完故事,大伙恍然大悟,明白了小个能够打败大个的道理。最后张军长又谆谆诱导大家说:  

“别看我们红军力量现在弱小,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是会发展壮大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齐心合力,练成一只铁拳头,就一定能够最终打败貌似强大、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反动派,这也是弱的可以战胜强的道理,对不对?”  

“对!”张军长的话把大伙的心说得热乎乎的。  

……  

喧闹的白天过去,夜幕降临。田州镇的秋夜,另具南国风情:远山凝黛,近水含烟;竹林摇影,稻谷溢香;渔火片片,波光粼粼;镇上,万家灯火,炊烟袅袅。在一片安宁、和谐的气氛中,红军战士的夜读开始了……  

榕树下,墙角边;门前房后,院里院外;一盏盏马灯通火明亮,一颗颗红星耀人眼目,到处人语喧喧,书声琅琅。每个班就是一个单位,一个排就是一个课堂;学文化,读马列,讲家史,表决心。这里,一人领读,众人唱和;那里,自由民主,各抒己见;这里,痛诉家史,声泪俱下;那里,刻苦攻读,严肃认真……正是:  

月朗朗,星星耀,  

红军夜读声声高;  

红军夜读声声高;  

攻马列,有思考,  

心红志坚不动摇。  

……  

记得也是一个月明星灿的晚上,教导员杨殷给咱们6连上形势教育课。他先讲了国内形势,我们红军三军团攻下了长沙,取得了很大胜利;还说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与红三军团会师啦,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任总司令,革命高潮就要来了等等。接着又讲国际形势,讲帝国主义侵略哪些国家,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变成了殖民地;列宁是怎样领导苏联人民推翻沙俄帝国主义的……。当讲到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开枪打死打伤我国无辜同胞,酿成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时,杨殷突然话题一转,闪着诡谲的眼光有意考问大伙:  

“谁能回答,什么叫帝国主义?”  

当时,对于“帝国主义”这玩意儿,大伙光知道是个专门欺负人的坏东西,可真要咬文嚼字,穷根究底,就说不出个丁丁卯卯啦。所以教导员这一问,可把大伙考住了:你看我,我看你,吓瞪眼啦!我入党时,曾听指导员简章解释过,略为知道个大概;而且,又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就自靠奋勇地站起来回答说:  

“帝国主义就是国际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专门剥削、侵略天下穷苦百姓的大坏蛋!”  

开始,我还以为说得不对,心里卜卜直跳。谁知,刚说完,教导员连连表扬我说:“讲得好,讲得对!”一下子,同志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看得我脸蛋一溜儿红到耳朵根。这件事至今我一直忘不了。  

这段时间,我们2纵队还注意扩大和发展了党组织,加强连队的支部建设,一共培养了9名党员。  

在进行军、政整训的同时,军委前委还不断派出部队到附近各村镇去打土豪、斗地主、筹集粮饷,补充部队给养。任务主要由1纵队和2纵轮流担任。对于不同的土豪地主,我们采取不同的办法:一般没有民愤的,号召和动员捐款;有民愤的但不是罪大恶极份子,则实行“敲诈勒索”,限期限量交出;民愤极大的恶霸份子,本人严惩不贷,家产全部没收。每次没收来的粮款,统一集中运回田州军部,然后分发到各纵队,并没收来的粮款,统一集中运回田州军部,然后分发到各纵队,并将少部份分发给当地贫苦群众。  

红军筹款筹粮的行动,既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又为当地在苦难中挣扎的老百姓除了害,个个扬眉吐气拍手称快。有一次,我们2纵由军参谋长龚鹤村带队,十几条大船浩浩荡荡从田州出发,顺流而下,到隆安北面的雁江村去筹粮。雁江村有个大地主、大恶霸,家财缠万贯,粮食堆成山,还豢养有十几二十个民团。平时依仗权势,霸山霸水,霸田霸人,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当地穷苦百姓恨透了他。  

天刚朦朦亮,船就到了。原先我们以为可能会与反动民团发生小战斗,一登岸就作好了打仗准备。开始民团守在山上,不知来者是谁,气势汹汹地鸣枪警告。当听说我们是红七军时,没有交手,就吓得屁滚尿流,丢枪而逃,可惜连狗恶霸地主也逃得无影无踪了。  

接着,我们又转到天保(现在的德保)、靖西去,一方面寻找红八军人员的下落,一方面帮助当地农民斗争地主,清算恶霸,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整整一个多月,筹集了大批粮款。特别有趣的,我们竟在一个大地主的马厩里挖出了几千块银元!这是由于马匹踏破了地皮而被发现的,当时大家都把这件事编成“老马识银”的故事。  

经过三个多月的整训,整个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粮款筹得足足的。  

养精蓄锐,兵强马壮,军前委发出了各路英雄云集河池,准备北上的战斗号令。  

红七军第2纵队挥戈北上的艰苦历程,是从田州开始的。  

 

壮歌送红军远征  

 

一天,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在田州镇东北角的一个草坪上,搭起了大会讲台,举行了出征拆师大会。参加大会的部队,有第2纵队的全体指战员,还有来自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工农兵代表和田州镇的革命群众。会场上,红旗咧咧,横幅醒目,刀枪林立,阵容整齐,显得庄严肃穆。我参加了大会,在教导员杨殷提议下,我被选为士兵代表列坐主席台。  

在鸣礼炮、奏军乐之后,工人、农民协会代表先后发言,我作为士兵代表讲了话,记得念到“致词”的“词”时,不会念,急得满头大汗,幸亏杨殷也在主席台上,悄悄儿提示,不然我可就当作几千人的面出了洋相。一位中年妇女用优美动听的壮语山歌,表达了对红军子弟兵的嘱咐。她唱道:  

歌送红军去征战,  

别情依依来留恋;  

只盼红军此番去,  

杀尽豺狼换人间!  

她一连唱了十多分钟,歌声圆润,情真意切,深深打动了战士们的心。有的人激动地站起来高呼口号,感谢亲人对子弟兵的关怀,表示“革命不胜利,决不还故乡”的英勇决心。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和震撼山岳的口号声中结束。  

第二天,我们2纵队军部在张军长率领下,离开田州开往河池。这时,正是深秋季节,天气变化无常。我们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走在崎岖的高山峻岭上,一会被太阳晒得火辣辣的,一会又被暴风骤雨淋得浑身湿透,经过三天的艰苦行军,部队到达凌云县城,休息一天。我以前逃荒时到过凌云县,对这一带比较熟悉,上级要我带路,陪同张云逸军长和军部的几位领导去凌云县有名的水源洞。“听说你以前到过这里。是吗?”张军长边走边问我。  

“是的,还有我阿爹、阿妈和弟弟妹妹……”  

说着,不禁使我回想起4年前逃荒要饭的悲惨情景,我家在凤山县,祖祖辈辈受地主老财的残酷压榨,母亲因病饿而死,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外出逃荒,哪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哥哥、姐姐活活地饿死在路旁,刚满8岁的妹妹卖给人家做童养娘,未满周岁的弟弟被遗弃在村头。最后,父亲也因又冻又饿,死在凌云县的一座大山上,只剩下孤苦伶仃的我了。以后,我回到凤山,同村里几个青年前往百色,参加了红七军。  

张军长用慈祥的眼光看着我,鼓励我。他说:“将来革命胜利了,这大好山河又会回到人民手里。穷苦人都会过着幸福的生活。”  

次日,部队继续向前进。出发不久,一座三十六道弯弯的大山挡住了去路。山名“三匠虎”,峥嵘峻峭,其中三个顶峰高耸入云,危崖千仞,形状象巨虎仰天张开血盆的大口,森严可怖。指战员们喘着粗气爬呀爬,满头汗水象断线的珠子一样,一股劲往脖子里淌。走到半山腰时,突然狂风大作,乌云笼罩,雷鸣电闪,大雨倾盆,红军战士们被急雨打得睁不开眼睛,十分艰难地在泥泞山道上行走。步兵还能一步一滑地往前迈,炮兵扛着沉重的炮身,拉着炮架,只能慢慢地往前移动。但我们红军战士,仍高昂地呼喊着口号,不时发出欢乐的笑声,唱出嘹亮的歌声。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顺利到达了乐业,与先我们一天从田东那拔出发的1纵汇合。在乐业休息几天之后,我们继续向河池进军。  

 

回忆右江赤卫军第十二连  

  征  

 

(作者简介:黄征,壮族,19146月出生于广西田阳县头塘镇四联村岩喜屯。192912月参加百色起义,1936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10月随红七军北上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军委卫生部材料科司药。参加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0年后,历任广西省卫生处副处长、卫生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享受副省级待遇。19971224日在南宁病逝。)  

在右江中游的那坡、田州两镇之间有一个前临公路后傍江水的村子,这就是我的故乡——岩喜村。村子不大,约有十五六户人家,全是壮族。他们深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统治,勤劳和勇敢却养活不了自己。官逼民反,1929年春天,这里的人民终于觉醒了。  

一天,在百色高中读书的黄立峰突然肄业回家了。村里的人都感到惊奇,为什么有书不读?那可是要做官的呀!黄立峰回家不久,便到各家串门向农友乡亲们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民起来造反,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争取自由和平等。这下农友们都把他看作是翻身解放的领头人啦!黄立峰很快便建立了地下革命组织,骨干力量正是受苦最深的农友。韦拔群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右江地区后,在黄治峰协助下,左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便从地下转入公开化发展起来了。我们村子的农民运动更是开展得轰轰烈烈。黄立峰这时刚20岁。但工作却十分干练,他组织全村的青少年通过游行、开会、逐家联络的办法发展革命力量、组建农民协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我们宣传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军阀、反对内战”,“推翻三座大山,实行耕者有其田”。革命的宣传使蒙昧的人民看到了自由的出路,于是他们纷纷参加农协。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我们决定成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陌生的字眼,黄立峰便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列宁领导的代表工兵利益的革命政权,是农民的政权。说是农民自家的政权,农民便热烈拥挤了,各村的苏维埃纷纷成立。这时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负责人是雷经天。成立苏维埃的目的是为了组织农民武装扩大红七军的力量。这时红七军已有4个纵队,新编成的第四纵队由黄治峰任司令。  

随着农协和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为了巩固人民的政权和有力地打击地主反动武装,我们村在黄立峰的组织下成立了中国工农赤卫军第十二连。黄立峰担任连长,黄初基(我的堂兄)担任文书。我也是这个时候参加革命的,这时只有14岁。全连共有90人,都是村里乡邻或亲朋好友。我们用的武器是火粉枪、马刀、梭标、红缨枪之类。一支服饰各异、武器五花八门的农民军便在左右江的田阳、田东地区活动开了。  

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我们打到哪里就先端地主的粮仓钱库,除了解决队伍需给外,其余的全分给当地的农民。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派人去调查,按财产、土地、雇工、耕牛的多少划分等级,超者就没收分给贫苦农民。农民得到了利益,更积极地协助我们工作了。恩阳县那坡镇有一个资本家黄宏展,是当地一霸,有万贯家财。他独占全镇的土地、房屋、商行,市场上的货物都是他的,他与香港商客有来往,有几条拖船,一星期运一次货回来,便卖给小商小贩,以小本赚大利。商行遍布于右江一带,还开办了电厂、烟厂等。我们一到那坡,群众就来反映黄宏展的罪行。我们攻下了那坡镇后便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在庆功宴会上李明瑞总指挥作了讲话,表扬了立功的同志。没收来的布匹,除了部队穿用外,其余的部分给了百姓,粮食也一样发给农民。这样农民对革命的热情更大了,青壮年纷纷加入我们的队伍。  

攻下那坡,部队装备有了改善,七九枪、“汉阳造”代替了梭标、红缨枪。战士们手中有了枪,士气更高,真象个队伍的样了。在那坡我们住的时间不长,便奉命到田州镇,实际的目标是向河池方向进发。在田州休整了一个多星期,领导开会作动员报告,分析当前的形势。宣布今后的任务。此时正值1930年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按家乡的习俗,这天是得举家吃团圆饭的,然而我却离家在军旅之中。父亲想念我,便到田州镇找我回去过中秋节。父亲说:“你年纪这么小,能跟得上队伍吗?”堂兄也说:“如果跟不上。你就回家去吧。打仗可不是闹笑,”我说:“行。别人能做到的事,我也一样能做。”  

两天后的晚上8点钟光景我们便出发了。明月高悬,大地如同白昼一般雪亮。如水的月光,落在我们这些劳累了几天的士兵身上却也十分惬意。然而我们前进的方向却是一步步远离家乡了,不免有一种月圆人不圆的慨叹。离情别绪悄悄地袭上我们的心头。转念一想,这一切不都是地主老财给逼的吗?于是我们对家乡亲人的眷恋便都化成了对地主和军阀的憎恨了,我们行军的速度更快了。翻过几座山岗,回望故乡的方向,突见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原来当我们撤走的时候,地主放火把村子给烧了。我们被“逼上梁山”,革命的信心却更坚决了。走了一个星期,我们到了河池,部队进行了休整。把几个纵队集中起来编为三个师,号称兵员1万,其实只有7000人左右。3个师即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基本是老兵。黄治峰是第二十师副师长。第二十一师师长是韦拔群,副师长是黄松坚。这个师只是挂个牌子,他们部队实际上编到第十九师、第二十师了。因为韦拔群当时回河池东兰一带搞根据地工作,军部里设有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医处等机构,整编后的队伍就在河池接受军首长的检阅。我们十二连变为司令部的特务连,担任保卫工作。这时我们的口号是:“打到中心城市去,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打第一个城镇就是攻打长安镇(融安)。驻这里的国民党部队是一个教导师,后有增援部队。城墙上敌人围起了层层电网,地势易守难攻。我们刚编的农民队伍没有受过攻坚训练,战斗力很弱。唯一能打仗的便是张云逸当年的老兵,我们炮火不足,面对这种情况,战士们仍是勇敢异常,攻城个个抢先。但由于缺乏战斗经验,伤亡很大,打了几天也无法前进。突然有人提议用牛攻电网,于是就牵来几头牛,把手榴弹捆在牛身上,在牛尾拴着一串鞭炮,点燃,便赶牛往前冲,但城墙厚实也无可奈何。我们的战士却伤亡了几百人。张军长悲痛地哭了,命令我们别打了,撤。  

几经辗转,我们进入了全州城。接着部队又向东去,我们只跟着跑到湖南江华县。这时天气已经越来越冷了,还下着雪。我们这些南方来的人那里受得了这些奇寒?于是便着力解决穿的问题,到地主家里去搞布匹,搞衣服。那里我才15岁,个子小,在宣传队工作,领导就发一些女人的衣服给我,我也不管那么多,只要能御寒就行。身穿花衣脚踏绣花鞋,群众都把我们错认为是妇女兵了,一时闹了不少笑话。我们的队伍经这么一搞,兵不兵,民不民的,男不男,女不女的,却也有一番乐趣。队伍的语言很杂,有土话、白话、壮话、客家话。在湖南,人们都称我们“蛮子兵”。  

为了避免和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接触,我们专拣偏僻的地方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过公路急跑,遇平地拼命冲。行军艰苦紧张,没想到的事情都发生了。别人没有做的事情我都做了,路上没有吃的,我们就烧田里的玉米。脸是没有时间顾及的了,甚至有时连水都没有,我们个个都成了“泥菩萨”。面对恶劣的环境,同志们都很乐观,印象最深的要算是张军长的“炒苞谷”了。张云逸有一件毛衣,由于长穿不洗长了许多虱子,捉不完,便拿到火旁云烤,虱子一遇热都掉到火里去了。劈劈啪啪个不停。同志们都风趣地说:“张军长又烧苞米了,我们吃苞米去罗!”于是都围上来看热闹。战士们消灭虱子也有自己的办法,队伍一休息,便都到山沟里,人在水中泡而衣服却在岸上煮着。行军途中。对付虱子只能靠嘴了,往往满嘴是血。  

离开江华县到梅花村,然后过广东的乐昌河。在过河途中广东军阀截断了我们的去路。李明瑞、邓小平带领的五十五团过去了,张军长的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没有过去,我们便又退回梅花村。经这么一分割,我们的战斗力就减弱了。敌人离我们不到20华里,随时都有发生战斗的可能。为了摆脱敌人,部队把小孩留在了梅花村。队伍连夜抢渡武水,到了天亮我们摸到了河边。这时天仍下着雪,战士们都直打哆嗦。渡河,须有船。然而,我们只找到一条船。这许多人如何过去?军长下令“千方百计过河,限一小时过完“,会水的就游过去,不会的分批乘船,这样战士们才过了河。  

上了岸,我们就飞跑,连续跑了一个小时到了森林地带才缓了口气。这时湘赣根据地派来的队伍与我们取得了联系。  

进入到江西根据地,群众非常热情,帮我们缝补浆洗,战士们都觉得到了家一样。不久我们汇合了朱毛红军。这时我们红七军只剩3000人了。  

解放后,我们红七军剩下的只有几十人。我们连长黄立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负了重伤,正当我们长征时他回了后方,后来牺牲了。我的堂兄后来到了王震的部队,在六军团(独立师)的一个团当侦察连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我们连就只有我一人了。作为幸存者,今日回想起过去的艰苦斗争岁月和那些日夜生死相伴的战友,他们的事迹无时不在激励着我,振奋着我。  

 

奉 议 星 火  

李治平  

 

    (作者简介:李治平,壮族,1906年出生于广西田阳县百育镇四那村那笔屯。19273月参加农民运动和农民自卫军,192912月参加百色起义,随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排长、副连长。解放后历任广西盐业公司经理、广西省监察委员会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南宁海关关长等职,19831月,因病在南宁逝世,享年77岁。)  

红 旗 初 展  

我的家在奉议县那笔屯(今田阳县百育镇四那村那笔屯)。那是个群山环抱的山村,村中有三棵大榕树。每天晚饭后,村里的老人都喜欢在大榕树下聊天,孩子们也爱在树下做游戏。  

19263月的一个晚上,村中突然出现七八个背驳壳枪的人。我只认识其中一个叫黄嘉章的本村学生。黄嘉章领这几个陌生人从村头往大榕树走来,笑着对在树下聊天的男女老少说:  

“各位父老兄弟!请听黄治峰同志讲话!”  

黄治峰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两眼炯炯有神,显得十分精明。他是奉议县出名的人物,是韦拔群在东兰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他说: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派来的狗腿子,催捐催税,追租逼债,开口就要“辛苦钱”,闭口也喊“草鞋钱”,见鸡就抢,见鸭就抓。农民一年苦到头,头顶日头背朝天,天天吃稀粥。只有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打倒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们才能翻身……。黄治峰越讲越有劲,听的人越听越想听。我在一旁也听得入神。  

11月初,我们屯也组织了农民协会。我向黄嘉章要求:“我想参加你们的工作,你们要不要?”黄嘉章说:“你母亲能同意吗?”我说:“问她是不会同意的。这事由我自己作主好了。”黄嘉章不放心,两三天后他找我母亲谈好了,才通知我参加自卫队。我的工作主要是站岗放哨。他们在哪里宣传,我们就在哪里放哨。  

这些日子,田南道(范指今百色市属各县及巴马、东兰、凤山县等)的向都(今天等县)、奉议(今田阳县)、平马(今田东县平马镇)等地,都成立了农民协会。黄治峰、潘宪甫、李汉生、李正儒、谢扶民等二十几位同志,每人背一支驳壳枪,到处作宣传。他们以甫圩为中心,在仑圩、百育圩、那满圩、祥周圩、思林圩、那拔圩等地活动。几个月以后,我党派余少杰前来领导奉议、平马等地的工作,开展农民武装斗争。这时,我也当上了地下党的通讯员。  

 

仑 圩 擒 敌  

4·12”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右江地区。  

奉议县反动县长曾伯龙到处出告示,要捉拿黄治峰,说谁抓到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就赏得500元光洋。民团团总黄锦升从曾伯龙手里领了3000元光洋,28条长枪,两条短枪,几百发子弹,妄图扑灭农民革命运动。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黄治峰召集农运骨干在花茶村开会,决定在仑圩智擒黄锦升5兄弟。在会上,他介绍情况说:“圩场人多,黄锦升又会武打,可能不好抓。不行的话,先用匕首捅,再捆他!听号音响,就动手!”  

当夜,我们农民自卫军两个连,静悄悄地开到仑圩,潜伏在一个学校里,焦急地等待天亮。  

第二天,仑圩熙熙壤壤。这是中元节前的圩日,十分热闹。我们从农民自卫军中挑选出来的10个战士,分成两个组,怀里藏着匕首,假装赌钱,分别混进屋门外站有爪牙守卫的两个赌场。黄嘉章是我们这个组的组长。他领着黄寿、冼老五和我4人,敞开衣服,袒胸露背,走进黄锦升的赌场。我不会赌钱,一下子把袋里的5元钱输光了。黄锦升坐在高凳上,双脚悬空,一边往身边扫钱,一边吆喝着:“来呀!”  

怎么办呢?我正着急。“哒哒——”我们的号声响了。黄嘉章眼明手快,一把抓住黄锦升腰间的驳壳枪。我们4人一齐动手,把肥猪似的黄锦升往后一拉,只听“叭嚓”的一声,黄锦升摔在地上。这个家伙懂得武术,从地上一跃而起,扑向我们。我用匕首朝他的脸上刺过去,只见他鲜血直往外流,倒在地上,我们用脚踩住他,把他捆绑起来。  

在圩场上,自卫军战士同时抓住了黄锦升的两个弟弟。只有老五黄曹山没来赶圩,漏网了。  

在黄治峰的指挥下,潜伏在学校的两个连的农民自卫军战士,封锁了圩场的街口。黄锦升的爪牙不得不混在群众中躲藏起来。  

圩场上一片混乱。卖水果烟糖的摊子倒了,箩筐滚得满街都是。男女老少奔跑着,叫喊着。黄治峰站在一张桌上,高声喊道:“父老乡亲们!……”大家回头一看是自卫军的领导人黄治峰,圩场立即镇静下来。我们绑押黄锦升兄弟穿过圩场,农民自卫军宣传员也随即开展了宣传活动。  

两小时以后,自卫军战士、农协会员和群众把黄锦升的家围得水泄不通,砸了他家的碉堡,分了他家的浮财,仅光洋就达两千多元。我们回到花茶村,把黄锦升3兄弟关在庙堂里。  

 农历712日 ,甫圩街人山人海,黄治峰召开群众大会,公审黄锦升。审后即处决,群众一片欢呼。  

接着,我们派人通知老五黄曹山,要他10天内交出曾伯龙给的枪支和光洋;过期不交,就要把黄静山等2个家伙枪决。  

几天后,黄曹山托人带来了口信,表示愿意如期交付。黄治峰听了,对来人说:“我们在花茶村等着接收。”来人走后,黄治峰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就如何对付敌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布置。  

 

智 取 奉 议  

黄曹山一面答应交枪交钱欺骗我们,一面用大量金钱贿赂驻百色的反动旅长刘华堂和奉议县长曾伯龙,要求他们出兵。刘华堂派1个营的兵力,伙同保安团、民团共二、三千人,经那笔屯开向花茶村,妄想消灭农民自卫军,救出他的狗兄弟。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吃过了早饭。听说敌人只离20多里地了,黄治峰才下命令占领附近山头,准备收拾这些送上门的笨猪。不料,黄治峰又下命令要我们往大山里撤退。在花茶村附近,只留下少数(自卫军战士)伏击敌人。  

敌人打到那里,就在那里烧光、杀光、抢光。他们火烧花茶村,抢劫甫圩。战士们满腔怒火,立即镇压了黄静山等2个家伙,大家纷纷要求:  

“下命令打吧!”  

黄治峰说:“不急!”  

夜幕低垂,伸手不见五指,黄治峰布置了新的行动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由李正儒指挥少量部队同敌人作战,把敌人吸引到那拔圩去。我们大队800多人,沿着蜿蜓崎岖的山路,连夜奔向奉议县城。  

天刚现出鱼肚白,我们赶到了城郊。城郊的反动军队两个连,不战自溃,反动县府的一个守卫班缴械投降。我们搜遍整个县城,收缴了敌人的枪支100多条,子弹数千发。砸开了监狱的铁锁,放出了所有的“犯人”。就是不见曾伯龙。  

“曾伯龙在中学校里!”不知是谁,一声大喊,我们立即奔向中学校去。但是,曾伯龙已经逃跑了。继续追,一直追到河边,也不见踪影。  

我们在县城呆了几个小时,下午撤回甫圩。  

敌人在那拔圩,听说奉议县城被袭击,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赶紧回城。当他们赶回奉议县城时,我们已在甫圩休整了。  

 

牵 着 敌 人 走  

农民协会迅猛发展,农民自卫军不断扩大。到1928年,我们已由5个中队发展到11个中队了。有一天,农民自卫军领导人余少杰、黄治峰、李汉生、李正儒等,在离百育圩7里地的那生村开会。敌人侦察到了我们干部开会的地点,派了1个营前来偷袭。  

当时,我当班长,带领5个人在那生村附近的山头放哨。这天早上,雾气很大,敌人悄悄地从大路走来。我们一面在丛林中,监视着敌人活动,一面向连长潘福佑报告。敌人大摇大摆走着,好象路过这里去平马镇。突然,敌人调转方向爬上山坡,往那生村方向奔去。连长潘福佑连忙带领部队前往那生村,掩护开会的同志,留下我们这个班在山头上。  

敌人渐渐逼近那生村,村里没有动静。我估计黄治峰等领导干部已往东撤到花茶村,于是,带领全班往西撤退。当我们撤到一个光秃秃的黄土山上的时候,敌人发现了我们,以为我们是开会的干部,立即向我们追来。我们决定来个将计就计,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他们拖垮。  

“叭!叭!”我们翻过两个山头,以几棵大榕树作掩护,用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几个敌人应声而倒。  

敌人一听枪声,蜂拥而上。我高兴极了,来吧!我们不会不“接待”你们的!我们6个人分成3个组,分别在3个山头上射击,这里一枪,那里一枪,打得敌人昏头转向。敌人一会儿向东面的山头冲来,一会儿又向西面的山头冲去,却找不到我们的踪影,只好盲目放枪。我们钻进了山沟,走了很远,还听到敌人的枪声。这时,我们的肚子也饿了,大家商量说,吃饱了再跟敌人“捉迷藏”。于是,我们钻进了卢村,卢村的群众见了我们,立即端出稀饭,问长问短。我们边喝稀饭边和老乡交谈。当我们吃饱以后,敌人的枪声也近了。  

吃饱了,精神倍增,我们又钻进山沟,一口气跑到了虎头山。虎头山下,山沟纵横交错,纵有千军万马往来其中,敌人也不易找到我们。我们熟悉地形,又有周围群众的支持,敌人虽多,也毫无办法。我们巧妙牵住敌人,同敌人在山里纠缠。敌人的枪声稀疏,我们就坐在山沟里休息。  

突然,我们前面的四那村,响起了枪声。我以为敌人在村里糟蹋群众,想把敌人引开。但站在山头上一看,却是四那村的农民自卫队赶来参战。我们十几条枪都向敌人开火了。  

日头已经西斜,敌人饥饿疲劳,又怕黑夜到来,到处挨揍,只好慌忙撤军。我们班6个同志,绕到敌人前面,进行骚扰。敌人路过那笔屯时,又被那笔屯的农民自卫队打了一顿。他们急忙抢占了两个山头,然后从一条小溪涉水而过。这条小溪,水深齐腰,只能过人,不能过驮东西的骡子。我们发现一个敌人牵着骡子,两个敌人挂着马枪跟在骡子后面,绕溪而走。我们班6个人埋伏在山口,猛烈射击,打死了这3个敌人,缴获了1匹骡子,2支马枪,若干发子弹。  

战斗结束以后,我们想到农民自卫军领导人余少杰的工作需要,就把这匹骡子送给他了。  

百色起义后,我们奉议县农民自卫军编入红七军第4纵队,黄治峰任纵队长,我也成了第4纵队的战士。  

奉议的星星之火,在大地上熊熊燃烧!  

 

沸腾的那坡  

周志烈  

 

(作者简介:周志烈,那坡镇街上人,土地革命时期曾任恩阳县(今田阳县)那坡镇苏维埃政府主席。)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我年逾古稀,历尽沧桑,岁月的冲刷,抹去我多年往事的记忆。但是,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右江革命在恩阳县进行的情况,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是恩阳县那坡人。父亲周有丰,因发表不满言论而被政府当局捕去百色羁押。192910月下旬,依山傍水的那坡镇突然来了一支新型部队,他们住在天成制皮厂内(今那坡居民石灰厂大仓库),连长刘敏,从学校毕业后投笔从戒,人高马大的,对于军事知识颇悉熟,可谓能文能武。这支军队来后不久的一天,父亲突然回到家里。离别三年,杳无音讯,父子之情驱使我日夜盼他归,如今真的能平安地回来了,有如从天而降。我抑制不住的泪水脱眶而出,用沙哑的声音问这问那,最后问到怎么出狱。父亲也压着父子重逢的冲动,镇定神情和我讲起了右江地区来了一支专为百姓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是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是由张云逸、邓斌(邓小平)领导的,就是这支部队把他及其难友从牢狱中解救出来等新奇的事情。我曾于1927~28年参加过田南道农运办事处宣传队进行过宣传工作,有一定的思想基础。这时正在家里为没有出路而愁眉苦脸,碰上这么一支好队伍,何不出去试一试呢?我的想法还没有来得及出口,父亲就抢先对我说:“孩儿,是第四大队给我第二次生命,给我们团聚的机会,为感谢他们的恩德,以后你就参加他们驻那坡部队组织的各种活动吗”。这样,我才知道刘敏连长领导的部队属第四大队的一部分,是贫苦人民的部队。  

过了10多天,我即与万村(今万平村)的农夫,岩喜村的黄立峰等人,和奉议县农协会派到恩阳县活动的李汉生、欧阳兰馨等一起,在那坡、万村、那驮、那比、敢亮等村进行宣传,很快在那坡建立了工会组织,在农村建立了农会组织,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为推翻地主豪绅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19291211,红七军在百色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在平马成立,驻那坡的第四大队一个连改为红七军直属第四连。消息传到那坡,地主豪绅心惊胆颤,革命人民欢欣鼓舞。刘敏连长将消息转告我们后,要我们加紧工作,做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准备工作。在这几天里,我们人人都忙得不可开交,白天在街头宣传,晚上到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交谈,之后还要碰头讨论建立人民政权的大事。16日,我与几个农民运动骨干并驻军刘敏连长一起讨论,决定在次日成立恩阳县革命委员会,以代替县政府,决定在宣布成立前将那坡镇及附近的商团、资本家和豪绅地主的武装全部收缴,浮财全部没收。决定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即派武装赴百峰围攻县政府,推翻国民党县政府的反动政权。我被分派主持会场和维持大会纪律以及带农军围攻县府。当晚散会后,我把好消息告诉了父亲,开始见他若无其事,但眼角却慢慢湿润,他的确很激动。可不是吗,我家祖辈受地主压迫,从我懂事起,天天盼着翻身解放,可是,转眼间我已长大成人,依然受欺凌遭剥削。我以为这日子没有尽头了,而现在就要翻身了,这是以前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那晚,我不知父亲能否入睡,反正我越想越兴奋,辗转反侧,多少饥寒交迫的长夜都没有失眠,为尽情享受幸福的喜悦,我放开了理想的闸门,直到鸡叫两遍了,想起明天还有重任在肩,可要好好干,不能让别人见笑,才唰地关起闸门,进入甜美的梦乡。  

17日,晨曦微微。我一觉醒来,沿街而动的人流的欢声笑语,掩住了右江波涛的拍岸声。恩阳县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即将成立了,人们奔走相告,使那坡在晨光熹微中沸腾了。我父亲早已融入沸腾的人流。我匆匆赶到那坡小学校内,这里一改昔日旧貌,已不是天真烂漫的孩子的天下,而是笑逐颜开的大人们载歌载舞的场面。临时搭起来的主席台上,高悬着庆祝恩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横额,几张桌子围成一个半圆圈面向会场,前面放着一张单独的桌子,作讲话发言之用。等下,我将站在那张桌子后面向大家宣布大会开始,我边想边试一试自己站立的姿势。不几久,刘敏连长率领的红七军一个连和恩阳县农军收缴那坡镇及附近农村的资本家、商团、地主豪绅武装的行动顺利完成的消息传来,我与鄂炎波立即穿梭到人群中,给与会群众分发当领带用的红绸布,并教佩带方法。在主席台的正前方,我见到了父亲,他穿着一套打了补丁但又整洁的服装,往日垢逢的头发一齐往左额边理,脸上的皱纹消失了,代之以春风得意的面孔。我边递过红绸布边说:“爸,给你”。没想到爸爸很认真。“不,应该是革命同志,现在是革命同志”。他纠正我的话。说得周围的人都扭着脸看过来,指着说:“看这父子俩,多象一对革命同志呀。……又轮到我宣布大会的纪律了,我往主席台中间走去,几千张面孔、几千只眸子都向着我望着我。我平生没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讲过话,手里拿着讲稿,心里却象十五个提桶打水七上八下,恐怕自己讲不好。不知怎么的,往中间一站,台下鸦雀无声,一股力量往身上一涌,连嗓子也不清一清,即高声宣读大会纪律,并宣布大会开始。话音刚落,主席台上立即打出了斧头镰刀红旗,继之鸣礼炮。  

会上,由刘敏连长宣布恩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公布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刘敏任主任,执行委员7人,即农夫、黄立丰、周志烈、鄂炎波、陈辉廷、黄绍祖、欧阳兰馨,分管组织、赤卫、宣传、农会、教育、妇女等部、会工作。每个部会里设置干事二至五名,名单也一一在会上公布。县革委会办公地点设在那坡街上黄恒栈二老板的楼房内(今那坡镇府办公楼),教育部设在黄恒栈四老板的大厦内(今那坡镇府干部宿舍楼),妇女会设在孙粹廷的楼房内(今那坡镇企业管理站),总工会设在黄恒栈的大商店里(今那坡酒厂),赤卫大队设在何庚辛的楼房内(今那坡镇供销社饮食店及食品加工场所),其他都在革委总部里联会办公。  

接着,县革委会主任刘敏致开幕词,他以铿锵宏大的声音,向与会群众阐述革命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号召群众起来建立革命政权,为巩固和扩大革命政权而斗争。刘敏主任讲的是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当时一般人听不懂普通话,要听懂带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更难。但台下的几千名群众却象完全听懂似的,时而侧耳倾听,时而鼓掌欢呼,其秩序之井然,情绪之高昂,不亚于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日正当午,暖融融的会场上仅疏落百把人。他们有的着制服,有的着便服,着制服的是红七军的战士,着便服的是县赤卫军队伍。他们乘兴在三五成群地谈论着。而革命委员会成员聚集在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开会研究攻打县政府的具体行动计划。当时,我们哪懂得什么作战计划呢?连放枪还不熟练的呀!名曰研究实际上由刘敏把作战计划向各位委员作了介绍,让我们懂得如何打,以便更好地配合红军。我虽听不出什么门道,但却懂得计划比我想的要切实可行,就表示赞同。随后,我马上召集红七军和赤卫队,进行战斗动员,我说:“县革命委员会是过渡性的革命政权,今天成立了,我们军人和赤卫军战士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卫神圣的革命政权。现在,旧的政权没有破坏,这对新生的红色政权是一大威胁,我们该怎么办?”台下顿时响起了“打倒国民党县政府,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口号。  

部队准备出发了,不晓得我父亲从哪里得到消息,带着一条木棍匆匆来找我,要求参加战斗。这回可使我犯难了,批准吧,攻打县政府是荷枪实弹你死我活的战斗,他有枪不会使,带着一条木棍顶什么用呢?要去,不是去送死,也是背包袱。不批准吧!碍不了父亲的面子,实在不好拒绝,我一方面号召人民参加革命,另一方面又拒绝父亲参加革命,岂不影响我的号召力吗?在我犹豫不决时,站在旁边的刘连长看出了我的难处,立即叫我父亲走过一边去,滴沽了几句,然后回来对我说:“你父亲会成为一个顶好的战士,我同意他的要求。”这样,我就不得不委屈父亲一下,收他为我的一个士兵。  

当时,恩阳县政府设在百峰。从那坡到百峰,走水路要绕一个大弯,走陆路两个钟头就可以到了。下午2时左右,刘连长和我率领140名武装战士、赤卫军沿着陆路大道直赴百峰。不到两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就把县政府围得象铁桶似的。县长莫昌葵深明大义,领悟革命趋势,不与我们为敌,诚意交出全部枪支弹药和档案文件,并驯服解押。这次攻打,我们不费一枪一弹,缴获县政府各种枪支81支,其中小花棋、大花棋、六八、七九、单筒、双筒等各种长枪74支,驳壳枪7支,子弹不计其数。  

太阳西沉,140名战士个个扛着战利品踏上了归途。我父亲甩掉棍子,扛起了一支长枪,精神抖擞地行进在队伍中,周围的战士见了,无不为他动容。而我则从他那坚定的步伐中,得到了鼓舞和信心。  

夜幕降临了,我和父亲双双回到了家。在今天的活动中,我是父亲的领导,可回到家里,我则孝顺他。一进到屋里,他一屁股坐到板凳上,象打了钉似的,一动也不动。他确实太累了,上了年纪,还要和我们小伙子爬呀滚呀的,好在没掉队呀。看到他的倦容,我真后悔自己在行军打仗中没有给他以照顾。我把烟筒递过去,说:“爸,看你累的,抽口烟后憩一会吧。”  

第二天,我和几个红军战士把莫昌葵解送百色军部,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枪换肩  

欧致富  

 

(作者简介:欧致富,壮族,191311月出生于广西田阳县那坡镇那驮村。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192912月参加百色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长、旅长、师长,广西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先后参加湘赣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参与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率领全团挫败敌板桓师团并毙伤敌1850人,得到军首长彭德怀的嘉奖并授旗。1949年率师部扫荡石景山,夺取卢沟桥、和平解放北京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2月在广州逝世。)  

10月,秋阳向大地撒着金光,垌垌熟稻,迎风起伏。右江,这时已经没有奔腾的雄姿,只是缓缓地在泛着碧波。村庄,恬静;田野,沉寂;连太阳的步伐也叫人觉得慢腾腾的。这是暴风雨前贯有的沉默,这是革命前夕养精蓄锐的象征。  

那坡地区,自从张云逸带着警备大队进驻右江一带以后,斗争的烈火也燃烧了起来,反动的气焰曾一度被压了下去。但有的民团武装没来得及扫荡,加上反动家伙熊镐带领的警备第三大队尾随第四大队进驻平马镇,土豪劣绅们以为这些“当兵的”对他们态度暧昧了,便要肆无忌惮地向革命反扑,谣言也越来越多:  

“岑保董的侄仔到平马了啵,还当个连长哩!”  

“黄恒栈向南宁请兵了咧,看来要打大仗了!”  

“这几个赤卫军能顶得过人家么?”  

岑保董,就是我们那驮村(今田阳县那坡镇那驮村)的大恶霸岑世荣。他有个弟弟当民团团总,带有几十人枪,他就靠这个遮了那驮一半边天。  

黄恒栈,就是右江一带赫赫有名的地主兼资本家,他的土地成垌,还开了几家工厂,豢养了几十个团丁,秋后武装催租,平时护船、护厂。那坡一带的农民,不是他的佃农,就沦为他几家工厂的苦工。他以田养厂,又以厂霸田,越滚越大,越滚越肥,也越滚越狠毒。  

在这以前,田阳县就有过不少次请军队来“清乡”的先例。这时,沉重的兵船突突地从那坡码头边经过,船上官兵所戴的帽子上,全是“青天白日”的帽徽,谁又能说他们是红是白呢!于是,土豪劣绅们就放出空气,说是军队来帮助“清乡”了。也就在这时候,那坡周围的赤卫军不知撤到什么地方云了。总之,给人那么一个印象:农会、赤卫军真的站不住脚了。  

192910月下旬的一天,一个惊人的消息在那坡镇传开了:有一连正规军要进驻那坡镇。土豪劣绅、富商们受宠若惊,忙碌地张罗,为部队接风。  

下午两点钟,码头已挤满了人,豪绅们每人手里,持着一面精制的“青天白日”的纸旗,挤在人群头里,等军队先给他们赏光。一些商贩,手里拿着竹竿,竿顶挂着一长串鞭炮。在这动荡的时期,他们殷勤倍至,以为只要得到“当兵的”的欢心,一切便万无一失了。一些被呼来的群众,见他们这样热心,也就无动于衷了。群众等得不耐烦,有的挤在一堆聊天,有的在用草笠遮着脸,倚着木瓜树困觉。  

“呜呜——”汽笛在吼叫着,豪绅们交头接耳,活跃了起来。瞌睡的人被叫醒,拢到岸边来。  

一只绿色的汽船靠了岸。鞭炮响成一片,压过了嘈杂的人声;纸屑飞舞着,散落在人们的身上。几个阔商,摇着小旗,机械地领喊着:“欢迎,革命军!欢迎革命军!”  

一位青年军官先从船帮跳上岸,不悄地望了挤在跟前的几个豪绅一眼,便匆匆登上码头。船上的士兵,也没等踏板放好,便噼哩啪啦地跳下船,紧跟着他们的长官。热烈的欢迎场面,突然变成了难堪的冷场。这帮兵无视豪绅们的阿谀,使他们感到震惊和嫉妒,于是欢迎队伍马上败兴地散开了。  

人们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而街头路口却已站满了岗哨,封锁了消息。  

部队并不住进到豪绅们安排好的楼房,却住到街心两间坚固的砖房去。一些豪绅在暗暗地骂着:“这帮兵野了!”  

这还不算,民团想借这机会,显一显能耐,拉人,抓人,拍拍部队的马屁,结果被一位青年军官严严实实地整了一顿。这位青年军官成了议论的中心。他就是刘敏,是警备第四大队里一个连长。直到赤卫军连长黄立峰出面接头,反动家伙们才明白矛头是对着他们的。但这一切发生得这样快、这样突然,以致他们都无法应付。  

黄立峰带了刘连长,找到黄恒栈家,同时还“请”来了当地豪绅孙翠庭、何玉容。一场审判式的谈话开始了:  

“告诉你,从今天起,军粮不许往下派,要开土豪家的仓!”刘连长的语气,几乎是不容争辩的。  

“可以,可以,这可以办到!”黄恒栈一点不敢含糊,满口答应。  

“所有的枪,统统交给赤卫军使用!”  

“这个……枪是几家凑起来的,都由民团掌握,要收也得听先生、先生的意见。”要枪简直要命,黄恒栈也很明白这一点,他耍起赖来了。  

刘连长、黄立峰不容他们有半点含糊,硬叫他们当场写好交出枪枝的条子,又马上派人把零星的散枪收了。  

现在,剩下的是民团这个对手了。  

部队列队去点名,民团们在架枪准备开饭,好象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人们想象不到的事。  

刘连长站在那坡最高楼的平台上,口含着哨子,部队依次散开,包围了民团的住楼。民团们只顾抢饭,外边的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刘连长的哨子响了,民团们还边嚼饭边骂:  

“妈的,开饭还得听你吹哨才能拿筷子?”  

“理他个鸟,叫他口气你得挨瘪肚子!”  

直到部队一班人冲上了楼,枪口都对着他们,他们还若无其事地敲着碗跟部队开玩笑,有的还想动手去拉,叫部队跟他们一起进食。战士们推开了他们,一下子把架着的枪都拿走了。  

“老总,都是丘八,我们就靠它混碗饭,不能开这个玩笑!”一个胆大的民团嬉皮笑脸地说着。  

“站远点,不许动!”部队严厉地命令。民团们硬是不信,有几个还伸手要拿回枪,被战士喝了回去。这才明白事情不妙了。刘连长上楼来,严肃地对民团们说:“谁不缴枪,就消灭谁!”民团们知道这长官说话算话,都忙放下碗筷,解下子弹带,有的竟吓得呜呜地哭起来。  

“哭什么,我们又不是要你们的命。告诉你们,过去你们的枪专门对付劳苦大众,今天,枪要换肩了,交给劳苦大众,专门对付你们老爷!你们先委屈一下,到大房子里去呆一会。我们审查完再放你们。”连长心平气和地对民团们说。民团们听了,都转忧为喜。  

戒严解除了,街上又走动着人群。  

一个勤务兵跑来报告,说是黄恒栈跑了,刘连长并不觉得惊奇,只问有多少人跟他逃跑。勤务兵说,只身逃跑。他再也没追问下去,只是焦急地看着表,望着田州方向。  

当田州方向响起哒哒哒的机枪声时,刘连长便持着一面红旗,插上那坡最高的楼顶上。士兵们对着红旗,纷纷地撕下“青天白日”的帽徽,每个人的脖子上又围上一条红布条。  

打田州的赤卫军回来了,大家才知道确凿的消息:赤卫军总指挥黄治峰率领几乎全县的赤卫军攻入田州;同时,田阳几个民团总部被缴了械。反动的第三警备大队也全被消灭了。于是人们奔走相告:  

“世界红了!”  

“黄恒栈跑了!”  

“民团全被缴械了!”  

“保董的侄仔被打死了!”  

第二天一早,满街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欢迎张云逸同志!”“打倒土豪劣绅”“拥护苏维埃!”“共产党万岁!”  

兵船,一艘接一艘地向百色开去,去迎接百色起义。  

赤卫军,背上了民团乌亮的枪,在巡逻守卡、捉霸。  

枪,换肩膀,换了主人,也因此换了世界。第二天,那坡宣布成立赤卫军,开始拿起枪为穷人打天下了。  

 

光辉灿烂的一页  

覃延年  

(作者简介:覃延年,壮族,1907年出生于广西田阳县百育镇渌浓村。1926年在南宁读书时就参加反帝反封建、抵制“日货”学生运动,1929年参加红七军,1931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奉议县(今田阳县)苏维埃政府宣传科长,中共赣南特委会秘书长,中共热河隆化地委会秘书长,合江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副厅长,长春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广西省百色专署专员,广西省林业厅副厅长兼森林工业局局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民政厅厅长,196037日于南宁病逝。  

右江各族群众,素有革命斗争传统。在苏维埃运动之前,就有反抗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和军阀剥削压迫的农民革命运动。  

1929年,张云逸军长率领红七军,在右江田东、田阳、百色各县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红军到来后,处处关怀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秋毫无犯,与民同艰苦,使右江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鼓起了革命斗志。因此,各地群众不约而同地连人带枪踊跃参加自己的军队——红七军和赤卫军。当几个乡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的传遍了各个乡,要求建立苏维埃成了群众的呼声,谁也不甘落后,纷纷自动筹备,你出钱,我献物,并派代表到县政府要求派人参加指导苏维埃成立典礼。就这样,苏维埃政权今天在这个乡成立,明天在那个乡成立,形成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人们对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是那样感到兴趣和热爱,对自己的红军是那样拥护——真是民政一家,军民一心。  

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随即打地主豪绅,分田地,向地主豪绅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不久,红军离开苏区根据地,去开辟新游击区。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便乘机向苏区内地进行猛烈进攻,一直打到苏区腹地——田州镇(今田阳县),用报复手段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威胁群众“反水”:谁跟红军者杀!想使群众屈服。这时,赤卫军也显出了它为保卫苏区的神圣责任,与敌人作顽强的战斗: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出去;你攻我退,我攻你退,形成一场拉锯战。当时,我们田阳县苏维埃主席黄治峰同志为了保护赤卫军力量,避免过大牺牲,以巩固革命群众情绪,便将赤卫军暂时撤离苏区内地,转移到所乐、卜豪和那枝一带山区(即现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进行游击战争。在各地群众的积极拥挤和配合下,赤卫军到处打击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阶级斗争起来越广泛,革命根据地也扩大了;我们又经常用轻便武装以神出鬼没的行动深入到苏区内地进行宣传工作,来鼓舞群众对革命胜利信心。内地的革命群众和干部,虽然处在反动派的百色恐怖中,但绝大多数保持革命斗争意志,死不屈服,一直坚持到红七军回到苏区来。  

红七军回到苏区不久,于193010月间就最后离开广西右江苏区,开往江西中央苏区去了。  

坚持苏区游击斗争的使命,就落在赤卫军肩上。这时,国民党反动军队趁着红七军离开,便调大兵到来,纠合地方反动武装,一心要把赤卫军消灭,把革命群众镇压下去。敌人集中一团人的兵力,分成三路,同时进攻革命根据地心脏——花茶村(黄治峰同志家乡)、禄农村(是我的家乡)和驮岂村(县苏维埃秘书罗有穆家乡),每村布置一个主力营,配合地方反动武装向赤卫军紧紧包围,并以地方便衣武装打前锋,主力军埋伏在后头;赤卫军起初还以为同地主豪绅反动武装交战,乃是常家便饭,不足轻重。想不到有国民党主力军配合,结果一打起来,四面八方的反动武装蜂拥而至,包围圈越打越逼近。大敌当前,人人抱着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在花茶村,赤卫军和群众百多人据守自然坚固的“春晓岩”,对敌人进行顽强抵抗,由于敌众我寡,赤卫军弹药耗尽,敌人打进了岩口,并用炸药抛入洞口,用大堆茅草烧进岩里,百多赤卫军和男女老少群众就这样惨烈地为革命牺牲了;在禄农村,二十多个赤卫军被敌人重重包围,他们不顾一切,拼命冲杀出去,在田野里同敌人激战了一天,几次拼命突围,都没有冲出包围圈,人人打得筋疲力尽,打到最后一颗子弹也绝不投降,最后用枪头与敌人搏斗,终于寡不敌众,全部被俘,连同村里的无辜的青年一共三十余人,被敌人解到田州镇用机关枪扫射,他们就这样壮烈地牺牲了;在驮岂村的十多个赤卫军,在敌人已把村子紧紧包围后,谁也不原缴枪,他们坚守村里的炮楼,向包围的敌人进行坚决抵抗,全村一百二十多个男女老少都到炮楼里来支援,打了一天,赤卫军弹尽,敌人冲到了炮楼脚下,用茅草烧进炮楼门口,把里面的赤卫军和男女老少全部烧死。  

 田阳县革命根据地,被敌人镇压下去了。这三个村的赤卫军全部牺牲,几百个群众遭受屠杀,但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在革命的史诗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